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开始出现下滑，防止经济下滑过快过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是扩大内需。财政政策拉动内需的方法包括增加政府支出以及减税。其中，以减税扩大居民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拉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具有基础性意义。我国税收收入已经持续高速增长15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已获得迅速提升，减税对于贯彻“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宏观调控决策，有其现实意义和充分条件。
　　减税是经济复苏的重要前提
　　如今，全球各国都在拯救经济，而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拯救经济的措施当中，清一色地都包括减税。从英国到美国，从澳大利亚到韩国等等，莫不如此。
　　减税为什么被作为拯救经济的必选项？减税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途径，这种方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增加居民与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既有利于鼓励企业投资，也有利于刺激民众消费，扩大内需，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居民和企业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
　　在个人、企业和政府三大主体当中，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财富分配向个人和企业倾斜，是效率最高的配置形态，在每一次成功抵御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减税都功不可没，其效果受到经济学界的公认。但是，也有部分人认为不能再减税了，理由是，减税只能减轻企业的负担，扩大企业的生产，但是如果在经济危机、居民最终消费能力不能提高的背景下，企业扩大的生产能力只能转化成库存，而不是变成刺激经济增长的力量。此时减税并不能扩大内需，如果不减税而是把这部分税收用于财政支出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作用会更好。
　　然而，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将证明，这种说法是片面的。原因是，对企业减税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提高企业投资的积极性，而企业投资可以扩大就业，有了就业就会产生出内需。要知道，在经济危机中，任何国家最头痛的问题都是失业率上升。在对企业减税的同时，也应对居民减税，对居民减税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消费意愿，使居民的消费与企业的生产形成对接，当这种对接完成，就能形成良性循环：居民的消费消化企业生产的产品，进而，促进企业提高生产积极性。否则，在经济危机中，企业的销售额和利润率本来就在下降，如果不实行减税，企业不愿意投资，不愿意生产，失业率上升，老百姓更没有钱消费，这将导致企业的产品大量积压，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进一步上升……如此，就形成了可怕的恶性循环。
　　更可怕、更危险的是，不仅不减税，反而反其道而行。比如，在中国开始实行燃油税以后，各地纷纷出台了“变通”措施，增加新的收费项目：有的地方推出了“贷款道路建设费”，有的地方则征收 “道路通行费”，使得居民的出行成本和企业的运输成本大大提高。笔者接触的几位企业家，有的因此收缩了规模，有的干脆关掉企业，在经济危机中“冬眠”，可想而知的是，企业的投资和生产积极性正因为税费负担的加重而大幅度降低。但是，经济发展规律是不可违逆的，在减税被公认为摆脱经济危机的最有效选择的情况下，应该顺势而为，拿出决心和勇气，通过减税鼓励企业投资、增加就业机会、刺激居民消费，否则，可能后患无穷。 （时寒冰）
　　减税时机渐趋成熟
　　近年来，一些国家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减税计划。减税已成为一股世界“流行风”。而出现这种 “不约而同减税”的原因，一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的加剧，各国企图通过减税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出现世界性的经济增速减缓或滑坡的形势下，主张减少政府和税收对经济的干预，把减税作为刺激社会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的思想重新占据上风。
　　而由中国的历史实践来看，凡是经济比较繁荣的时期，或者说历史上每一个盛世，大都注重减税政策，维持较低税率。无论是汉朝的“文景之治”，还是唐朝的“贞观之治”，以及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都是在“鼓励垦荒、薄赋轻税”的基础上维持长期繁荣的。就当前而言，经济繁荣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从国家财力状况来讲，能够承受减税带来的财政负担。中国的财政收入已经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再加上我国外汇储备已居世界第一，我国已经具备了“盛世减税”的客观条件，所以，国家更应该实施减税政策，让全体国民享受到应有的福祉。
　　其次，减税让利有利于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通货膨胀的影响，不仅仅对消费者，对企业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在通货膨胀面前，一部分企业可能会暂时获利，但从长远考虑却是弊多利少，甚至百害而无一利。在通货膨胀的压力面前，政府应当减少税收，让利于企业，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对垄断企业来说，则应当积极主动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将依靠垄断赚得的利益，回馈给市场和消费者，以稳定市场价格，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
　　再者，减税有利于促进内需的增长。我国长期以来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特别是高投资来拉动，消费长期不足。因此，要改善我国消费长期不足的问题，就必须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今后在一个时期内，应使财税收入的增长速度略低于GDP的增长速度，最高保持同步增长。
　　另外，减税让利也是促进社会公平的有效手段。从目前的税收政策定位来看，过度强调财政收入的增长，使中小企业税负繁重，使大多数工薪阶层收入水平偏低，社会保障能力薄弱。而依附于行政权力的垄断企业，却“盈利能力”强，职工收入过高，导致同样依靠劳动获取报酬的职工收入差距过大，从而影响社会的公平与稳定。因此，对税收政策和垄断企业的调控政策进行调整，减轻一般竞争性企业的税收负担，提高这些企业职工的收入，对于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总之，减税对于中国目前的社会现状而言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只有实施“藏富于民”的减税政策，老百姓的腰包才会鼓起来，更多的消费也才能被拉动起来，也才会有更多的实力创造更多的财富，经济发展才能持续，国家最终才能实现长治久安。（李磊）
　　我国资源税改革方向及其影响
　　我国的资源税改革酝酿已久，特别是近年来资源价格的上涨使现行的资源税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已是大势所趋。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源税改革陷于停顿，原因之一就是担心资源税改革引起的成本上升会动摇我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笔者认为，资源税改革不会对我国出口造成大的冲击，从长远看，资源税改革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我国资源税制度建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包括1984年开始建立的资源税体系和1994年建立的资源补偿费体系。资源税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体现资源的有偿开发原则，目的在于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充分利用。
　　但是，无论从制度设计看还是从实际运行情况看，现行的制度都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征收目的存在偏差。资源税是一种级差税，根据资源品级和开采条件差别征收，其调整的重点是资源条件不同造成的资源开发者收入差别，而资源补偿费主要是补偿资源的勘探投入。可以说，现行的资源税费均非一般意义上的权利金，不能体现资源有偿开发的原则，也不能有效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其次，现行的资源税征收范围偏窄、标准过低。我国目前仅对7种矿产资源征收资源税，采用从量定额方式征收，多数资源实际税收负担不足1%，资源补偿费率也均不超过4%，不能引导投资人合理开发自然资源，也无助于推动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建立；再其次，资源税的计征方法不合理。我国资源税长期实行从量定额征收，且以纳税人实际销售或自用的资源数量为计税基础。这种从量计税的方法会诱导投资者争相开发高品位资源，导致低品位资源的弃采，从而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在资源价格持续走高的形势下更使本来不高的税费负担进一步降低。
　　鉴于上述问题，改革现行的资源税制度已成为共识，基本的改革方向为：取消资源补偿费，以统一的资源税代替现行的税费混合体制，同时赋予资源税以权利金职能；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适当提高资源税税率，同时变目前的从量征收为从价征收，建立资源税收入随资源收益变动的调节机制；改进和完善原油、天然气、煤炭等重要资源产品的计税方式，建立起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有利于培育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模式、有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税体系；加大征收与监管力度，维护国家税收秩序。
　　高资源税税率会不会对经济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呢？以提高税率为主要特征的资源税改革会给我国的对外贸易带来一定的影响，但不至于从根本上动摇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更不会因此改变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势头。
　　首先，提高资源税会影响资源类商品自身的出口，但影响有限，且从长远看，以提高资源税的方式限制资源出口利大于弊。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无论是在产业结构还是在出口结构中，制造业都居核心地位。从出口结构看，目前资源类商品的出口仅占全部外贸出口的3%左右，即便因提高资源税而减少出口，对我国对外贸易的整体影响不大。此外，还应看到，我国总体上资源比较匮乏，特别是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规模相比，资源品位不高，储量不大，单纯的资源出口不应成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形式。近年来随着世界市场资源价格的上涨，我国资源出口规模增长迅速，年增长率都在50%以上，已引起国内对资源可能耗尽的担心。国家已开始采取措施限制部分资源类商品的无序出口。然而依靠征收出口税的方式限制出口不仅有违反公平贸易原则之嫌，也与我国的入世承诺相冲突，根据中国加入WTO的相关承诺，我国只对入世时备案的84种商品征收出口关税，且税率最高为20%-40%.目前我国提高资源类商品出口税的做法已引发欧美等国的不满并诉至WTO，最终裁决结果虽还没有做出，但我方胜算很小。提高国内资源税，既可以达到限制资源直接出口的目的，又不至于引起贸易争端。
　　其次，提高资源税确实会提升下游产品的制造成本，降低下游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然而这种负面影响并非不可克服。
　　提高资源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推高了资源类商品的价格，造成下游产品成本的上升，但这一影响程度有限，维持目前过低的资源税水平，以较低资源价格来支撑我国产业的出口竞争力，这样的贸易模式造成对境外进口商和消费者的实质补贴，其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毫无疑问，资源税提高导致的资源价格上涨会有一个向整体经济全面波及的过程，但影响程度有多大则有较大争论。当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资源产品征税已成为通行做法。中国资源税制度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包括1984年开始建立的资源税体系和1994年建立的资源补偿费体系。资源税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体现资源的有偿开发原则，主要目的在于保护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充分利用，减少环境污染，在西方发达国家属于绿色生态税收。张海容
　　权威声音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结构性减税意在扩大最终消费需求
　　结构性减税的目的主要是拉动消费与投资，特别是扩大最终的消费需求，而不是着眼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当前我国之所以要实行结构性减税，是因为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以及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当前保增长的根本途径就是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在财政上可以实施的基本举措，无非有增加政府支出和减少政府税收两个线索。其中，以减税来扩大居民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拉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无疑具有基础性意义。
　　从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因来看，在企业界投资信心不足、居民消费信心匮乏的情况下，刺激经济增长的首要措施莫过于减税。减税可以把蕴生经济增长动力的财力和资源真正还给民间，从根本上真正重振国内企业投资和家庭消费。
　　财政部税政司司长史耀斌：结构性减税助力中国经济复苏
　　史耀斌认为，尽管实施结构性减税带来了税收收入的下降，但税收政策的调整为经济复苏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如国家对小排量汽车减征5%的车购税，这一政策不仅促进了环保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带动汽车销售量的持续上升。
　　“应该看到，整个经济还没有从经济萎缩中真正恢复起来，因此我们依然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税收政策来讲，一方面要坚持结构性的减税政策，另一方面也要研究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和推进税制改革的各项工作。”他说。
　　作为宏观政策的一个有力调控工具，税收一个明显作用就是通过采取差别化的税收政策来促进产业升级，调整结构，优化生产力布局。在当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向调结构发力的大背景下，今后的税收政策调整重点也将放在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上。
　　此外，他强调，下一步还要将应对危机和推进改革相结合，继续深化税制改革，如推进个人所得税、资源税、社会保障税等方面的改革。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更好地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减税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减税不仅可以降低企业转型中的成本，也有利于理顺国民收入分配的关系，同时减税也是增加企业支出、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这最终将使国家财力得到可持续的增长。”
　　他提出，应该实施更为灵活的税收政策，适当降低企业经营的税收特别是受到紧缩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的税收，同时着重把税收优惠投向那些为内需而生产、积极推动技术进步的企业，以推动经济转型进程。
　　著名财经评论人马红漫：减税是积极财政应有之义
　　针对宏观经济下滑的现状，中央的调控政策基调及时地调整为积极财政政策搭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具体而言，积极财政政策手段既包括财政资金直接投入经济建设，也包括通过减税手段来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需求两个途径。
　　事实上，经济波动走势一直在遵循周期形式，有繁荣的高峰也有衰退的谷底。在经济繁荣期，财政收入要远大于支出，也就是实现财政盈余，而在衰退期则正好相反，往往会出现财政赤字。现代财政理论把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内实现财政盈余或者平衡，视为是财政工作的追求目标，而不会去苛求每个年度的相关指标优化。依此理论出发，当下中国的财政状况恰恰到了透过减税手段，来抚平经济周期的关键时刻。
　　更为关键的是，积极财政政策所包含的经济建设和减税两个途径，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含义大不相同。前者见效虽快，但是路径依赖的惰性很容易让人们上瘾，并且忽视了结构调整的重要性，而减税的实质就是让国民财富重新回归到百姓手中，让老百姓有钱可花、有钱敢花，并且以此来带动良性的经济增长模式。